内容提要

7人在金沙江水域非法捕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圆口铜鱼291.7斤，重庆渝北法院判刑并促成69万余元生态损害赔偿。因损害地与审判地分离，玉龙县石鼓法庭受委托管理修复金，以增殖放流完成原地同功能修复。

正文

长江第一湾位于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石鼓镇，金沙江在此拐出一个大写“V”字。2024年，秦某、胡某等7人在玉龙县金沙江水域非法捕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圆口铜鱼291.7斤，经四川攀枝花中转，冷链运至重庆销售。经鉴定，水生生物资源损害价值69万余元。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以危害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，判处秦某等4人有期徒刑三年至三年五个月不等，并处罚金；在民事公益诉讼中，秦某等7人与公益诉讼起诉人达成调解协议，共同承担生态损害赔偿金69万余元及鉴定费用2万元，并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。

刑事责任追究了、赔偿款也到位了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：损害发生在金沙江，案件审在嘉陵江畔，修复该往哪里做、钱该怎么花？简单地“一赔了之”，生态损失并不会自动弥补。

作为生态受损地的前沿支点，石鼓中心人民法庭接到了渝北区法院的委托，对其中11万元修复金专项建账，并确定“原地同功能”的修复方式——把钱全部用在金沙江的本土土著鱼上。随后，一场跨域增殖放流在红军渡口纪念碑旁进行，3万尾金沙鲈鲤、细鳞裂腹鱼鱼苗跃入江中；来自云南、四川两地法院、检察院以及10余家执法监管单位的百余名代表到场见证。

两地法院同时签订《生态环境司法修复执行委托协议》，“审判在重庆、修复在云南、效应在长江”的跨域协作闭环由此形成。这一做法解决了长期困扰环境资源审判的三道难题：一是修复地与实际损害地不一致，赔偿金容易“沉睡”；二是修复方案缺乏专业监督，放流品种、数量与水域生态是否匹配无从核验；三是执行环节跨省协调成本高，协议难以落地。

从法律适用看，本案体现了环境资源案件“刑事打击＋民事公益修复”的双轨思路：非法捕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达到危害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构罪标准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同时，行为人还需就水生生物资源损害承担生态损害赔偿、鉴定费用并公开赔礼道歉，让“谁破坏、谁修复”落到具体金额与具体措施上。

对沿江群众而言，案件的警示很直接：长江十年禁渔仍在持续，电鱼、毒鱼、非法网具捕捞，以及收购、运输、销售非法捕捞渔获物，都可能构成犯罪；即便未达刑事标准，也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与生态损害赔偿。发现非法捕捞线索，可向渔政、公安或检察机关举报，并尽量保留影像、位置等证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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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来源：最高人民法院。 查看原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