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容提要

最高法、最高检选编发布6件依法惩治新型、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，涉及以商业机会输送利益、战略配售股预期收益、挂名领薪、专设高薪岗位、设备采购返利等手法，明确受贿数额一般按实际获利认定。

正文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发布6件依法惩治新型、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，供各级法院、检察院办案参考。这批案例的共同特点，是行受贿双方不再直接交付现金，而是借助市场交易、股权安排、人事安排等外衣完成利益输送，隐蔽性明显增强。

一、六种典型手法

案例一中，某事业单位原负责人利用职权为建筑企业承揽工程提供帮助，由对方出资为其亲属设立公司并指定为供应商，公司无实质经营、不承担风险，两年多获利1155万元，被认定为受贿，数额按实际获利计算。

案例二中，某区原副区长帮助企业推进上市，在企业上市前取得战略配售股购买资格，出资300万元、上市后获利367万元，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。案例明确，升值可能性较高的战略配售股，其预期收益具有刑法上的“财物”属性。

案例三与案例五均属薪酬型腐败：前者离职后到请托人公司挂名领薪，其配偶亦在不符合任职条件的情况下出任独立董事领薪；后者为请托人专设岗位、支付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薪酬。两案的受贿数额分别按全部薪酬和薪酬差额认定。

案例四涉及共同贪污与自行补充侦查，案例六则围绕医院设备采购中“无实质经营、无市场风险”的获利模式。

二、三条认定规则

一是看是否付出实质劳动。挂名领薪与正常入职的界限，在于是否实际到岗、是否从事具有实质内容的工作；仅出席个别会议、签署材料而不作审查的，不构成真实履职。

二是看是否承担经营风险。以商业机会名义输送利益时，资金、场地、人员、渠道多由请托人一方提供，获利方不投入、不担风险，本质仍是权钱交易。

三是数额以实际获利为准。股权、期权等预期收益型贿赂，通常以实际变现的金额认定，而非按名义额度计算。

三、对办案与合规的提示

对国家工作人员而言，离职后的任职与领薪安排，仍是廉洁纪律与刑法评价的重点区域；对企业、医疗机构而言，为特定关系人“量身定制”岗位、以采购换返利，都可能转化为刑事风险。这批案例的价值，正在于把过去模糊的灰色地带逐项落到构成要件上。

文章来源

本文来源：最高人民法院。 查看原文